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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正文(原文):
建筑艺术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艺术，虽以房屋为主体，但关注的对象还包括更多的方面，如室内外环境。家具是一种生活器具，大致包括坐具、卧具、承具、庋具、架具、凭具和屏具等七大类，主要陈放在室内，有时也在室外。家具既为生活所必需，也以其形象、尺度、质地、色彩、装饰以及陈放的位置和呈现的总体风格与建筑密切配合，共同参与艺术氛围的创造。所以，家具也是建筑艺术关注的一个方面。
原始时代的先民们只能使用石块、树桩、茅草、树叶和兽皮等自然物作为坐具和卧具，只有编席勉强可以算作人工制作的家具，属于卧具。夏商周开始，家具的各种类型都已出现。
魏晋以前，人们多席地坐卧，魏晋开始向垂足而坐的方式变化，至宋代完成这一过程，家具的形制显然受到这种发展趋势的影响。家具与建筑一样，因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时代、地域的不同风格，且往往与建筑同步发展。其构造方式也往往与建筑相通。总之，家具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宏观看来，与建筑的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了解家具的发展过程，不但为建筑史研究所必需，更可深化我们对建筑艺术本身的认识。
中国家具（这里指的主要是室内家具）以木材为主，也使用竹材和其他材料，类型丰富，形式多样。漆树产出的汁液可以涂饰木竹器物表面，这早已被先民发现。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即出土过漆碗。秦汉以木材为加工对象的制造业十分繁荣，中国大漆更成为家具最好的保护和装饰手段。中国人对木材情有独钟，建筑以木结构为本位，其独特的无钉榫卯体系也为家具所共有。
留存至今的古代家具以明清最多，尤其明代家具，达到艺术的高峰。中国家具以其独特的风貌，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下我们按家具的类型，对其发展情况和具体作品略作介绍。此节简述夏商周三代的家具。
坐具
三代的坐具还只是席、筵，是在原始席艺的基础上发展来的，用篾编织，技术熟练，纹样有所创新，有的并以锦帛镶边，或用不同颜色的篾混合编织。许多地方都有出土，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的竹席，即用淡黄色和紫红色竹篾编成回纹图案。
卧具
浙江余姚河姆渡、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吴兴钱山漾原始时代遗址出土编织的芦席和竹席，是最早的卧具。
编织技术的出现至少不晚于新石器时代，各普遍发现的距今六千年前后的席纹陶片就是证明。商周甲骨象形文字已达到四千余字，其中有一些直接反映这一时期的卧具，如“席”字示一长方形编为人字纹的席；“缩”字示一人卧于席上。床是席的发展，是对“席地而卧”的改善。“床”字示一有床腿支撑的平展床面。“疾”字示一病人卧于床上。从甲骨文和金文床的形象，可知此时尚没有床栏。《说文》：“床，安身之几坐也。从木，爿声。”《释名》：“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
床的最早实物出土于长台关战国楚墓，长225、宽136厘米。床屉很低，仅高21厘米。床身用方木纵四横三组成长方框，各木件搭接后向外挑出作兽头状。木框上搭四根横牚，再上铺竹片，便于通风透气。据推测，竹片上还应有荐席和竹席。床框通体漆黑，以上朱漆彩绘回纹，立面一层，上面两层。床设六足，四角及前后中部各一，各足透雕两组卷云纹相对称，顶端凸榫，插入床身卯内。床足通体亦漆黑。床四周树栏，用竹、木条作成方格状，床栏前后的中部留缺口以便上下，通体漆黑。此床全部髹漆彩绘，反映了楚地在漆工技艺方面的成就。
还有一件大床出土于湖北荆门战国楚墓，长2208毫米、宽1356毫米、屉高236毫米，作折叠式构造。
承具
承具就是上可陈放用具的家具。夏商周的承具以案为主，其形制特点是案面自两腿伸出，称为“吊头”。山西陶寺夏文化遗址出土数件最早的木案，平面呈矩形或圆角矩形，“Ⅱ”形案足，长900~1200毫米、宽250~400毫米、高100~180毫米，皆砍削而成，有红、白、黑、黄、蓝、绿等彩色涂绘，经化验皆天然矿物颜料。古籍上有关于舜作黑漆食器，禹作漆绘祭器等传说，陶寺木器与之大致相合。从这批木案仅高不到20厘米，可见当时节席地坐卧的生活。
商周也有案，据《考工记》所载，有书写简牍之用的书案和供宴饮用的食案两种。
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墓和辽宁义县商周窖藏各出土一件石案和一件铜案（原发掘报告皆定名为俎），都是食案，作为祭器而入葬。二案在造型、装饰纹样上都很相似，尺寸也大致相同，其中石案长228毫米、宽134毫米、高120毫米。案面四周起边为拦水线，两面皆浅雕饕餮纹，是漆案的明器化。此案尺寸甚小，显然只是真案的模型，推测其原型约长760毫米、宽446毫米、高400毫米。
战国食案出土较多，有大小之分、方圆之别，还有单层双层的不同。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过一件金银彩绘大食案，长1500毫米、宽720毫米、高124毫米，案面四周有拦水线，中间低且薄，四角略高而厚且上翘，并各镶包角，呈燕尾状。在长边距端头六分之一处设铺首铜环，每边两个。大约在相同位置，案下分立四个蹄形铜足，中空，足上以铜托与案面相连。此案彩绘金、黄、红、绿四色交织的云气纹，案面朱地上绘四排涡形纹，每排九个，用绿、金、黑三色组成。《三国志.步骘传》谓焦征羌“身享大案，肴膳重沓。”就是这种大案。
湖北随县战国曾候乙墓出土过漆绘凤足书案，长138.6厘米、宽53.7厘米、高44.7厘米。腿为背立双凤，中间立有斗状造型支柱。下有横柎，柎端作兽头状，造型奇特，纹样繁缛，是王侯用的家具。
凭具
典型的凭具凭几，是席地而坐时扶凭或倚靠的低型家具，“几”字甲骨文作“Ⅱ”形，上有倚衡，下有两腿，属直形凭几。直形凭几亦称“挟轼”，即“直木横施，植其两足，便为凭几”。其造型是上为一直形横木（或平直，或中部下凹）近两端处各植一腿，或直形或刻作兽形，即所谓“狐鹄蟋膝”。腿下有一横柎，以增稳定。直形凭几造型简洁，制作方便，省工省料，是凭几的基本形式，且出现最早，从商周至隋唐都广为使用。长沙战国楚墓出土一件彩绘凭几，长58厘米、中宽9.3厘米、高36.6厘米。几面端窄中宽，中部向下略凹，两端兜转与兽形几腿相接，腿下承以横柎。全几黑漆底上彩绘云气和几何纹。也有更华丽的几，如天子使用嵌有玉石的“玉几”、饰红漆的“彤几”、在木几上雕刻纹饰的“雕几”等。
庋具
庋具是一种贮藏家具，供储存衣物。战国庋具主要是箱，使用竹材或木材制作，早期由两块实木凿成，上下扣在一起。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五件衣箱就是这样，皆长方形，长82.8厘米、宽47厘米、盖高19.8厘米、体高25厘米。盖口作裁口，体口四周出凸条榫，两相吻合扣盖。箱体四角各向外伸出一个把手，上有沟槽，可绑扎绳索。箱盖上部呈拱形，箱顶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木纽。箱内朱漆，外黑漆，其中一箱朱绘纹饰。盖面中心一书一象征北斗星的“斗”字。围绕斗字按时针顺序篆书二十八宿星名，一端绘一青龙，另一端绘白虎，首尾相反。
同墓出土的另一箱上刻“紫锦之衣”四字，可据以得知这批箱子为衣箱。
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出土一工具箱，较曾侯乙墓的衣箱技术进步得很。此箱木质，长35.9厘米、宽16.1厘米、高14.7厘米，四壁榫卯扣合，在壁板的上、下边内缘各凿出凹槽，以容纳盖板和底板，为使盖板易于抽动，在一块挡板的上边留出缺口。箱底安设四足。箱内装治简工具十二件。
屏具
屏具起摒挡风寒或遮蔽视线的作用，至迟周代已出现，称“依”或“邸”，可见于多种记载。《礼记.曲礼》曰：“天子当依而立，”陈注：“依，状如屏风，以绛为质，高八尺，东西当户牖之间。绣为斧纹，亦曰斧依”。《周礼.天官》曰：“掌次，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设皇邸。”郑司农曰：“皇羽覆上。邸，后版也。”《周礼.春官》曰：“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候，王位设黼依。依前南向。”屏风而有彩绘者谓之“黼依”。《仪礼.觐见》曰：“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注：“依，如今绨素屏风也”。
架具
架具是搭挂衣物或支架灯、镜的家具，由于大多数采用垂直与水平的穿档结构，极易落散，所以没有实物出土，但从文献可知商周时应已有之，如〈礼记.内则〉谓：“男女不同椸架。不敢悬于夫之楎椸”，陈注；“直者曰楎，横者曰椸。楎、椸同类之物，椸以竿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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