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规定，我国应于今年1月1日起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然而，记者禁烟首日调查走访发现，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禁烟令执行难问题，“禁烟令”沦为一纸空文。
禁烟标志高悬，烟雾缭绕依旧
禁烟首日，记者在武汉走访了近十家医院，发现尽管控烟标识比较齐全，但在部分走廊和候诊室里，记者多次看到有人吸烟，在电梯口的垃圾桶上，都有烟头烟灰。
武汉去年5月对医疗机构作出全面禁烟要求，院内设立控烟监督员和巡查员，以劝阻吸烟者。
在采访中，一些控烟监督员屡屡叫苦：虽然多数吸烟者能够接受劝阻，但少数患者不理解甚至辱骂监督员，加上患者及家属流动性强，医院没有处罚权力，控烟效果并不明显。
济南，在汽车站、泉城广场、济南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到处可见若无其事、旁若无人的吸烟者。即使是在悬挂了很多禁烟标志的医疗机构，抽烟者也不在少数。记者在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看到，有人在楼梯间或者墙角下吸烟。而在街头的网吧内，基本上每台电脑前都摆着一个烟灰缸，里面放着参差不齐的烟头。
不仅在武汉和济南，记者在百度中输入“禁烟”二字，发现“禁烟令”不“给力”，成了禁烟首日的普遍现象，餐馆、网吧等公共场所成吸烟重灾区。
2003年10月我国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5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承诺我国室内公共场所今年1月起全面禁烟。一些地区对医疗机构作出全面禁烟规定，要求至2010年底，逾半医院需建成无烟单位。
违禁抽烟，咋就罚不了呢
记者调查发现，济南15年前就出台了《济南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迈出了“禁烟”的第一步。其中明确规定体育馆、影剧院、图书馆、托儿所、中小学、医疗机构、电梯间和公共交通工具等九大类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至今，“禁烟令”已经历经15年过程，但该规定很难被严格执行，公众了解这一部门规章的寥寥无几。《济南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明确要求，“检查人员对在本单位范围内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者，应当予以制止，并可处以十元罚款。”
济南市卫生局有关人士告诉记者，这些年卫生主管部门对于公共场所抽烟者主要采取劝说、教育的方式，进行行政处罚的寥寥无几。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作为卫生主管部门，并没有人身限制权，即使抓到有人在公共场所抽烟，如果当事人不积极配合，执法人员也很难进行行政处罚。
武汉在2005年也曾发布《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明确规定八类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对不执行规定的单位，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武汉市卫生局爱卫办主任吴风波直言，因执法人员和执法力度不足，5年来未开出一张罚单，“禁烟令”成为一纸空文。吴风波表示，由于缺乏理解和有效的手段，口头劝阻经常引发纠纷甚至被打，禁烟工作比较艰难。
有规可依，还得有法可循
武汉市政府参事郑友德表示，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北京、上海、杭州等150个城市和地区虽说都颁布了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但都有规难行。
直至2010年底，我国的控烟立法尚未进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有关控烟，除《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的零星规定，仅有两则全国性规定——《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规定》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分别已颁行了19年和23年。不仅法律层级较低，且不少规定严重滞后，早已被架空。
虽然各地大多已有一些公共场所禁烟规范，但最高层级只是规章。清华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教授王晨光认为，地方立法法律等级低，公众对其权威性认可度不高；权利义务的设定与现实脱钩，可操作性内容少，导致不少规范性措施无法落实。更重要的是，立法本身对法律后果的规定以及执行机制的设计模糊，让法律缺乏执行力。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不少公共场所的管理者都对禁烟令的实施表示了质疑，“只能劝不能管，很容易流于形式”，即使出台了禁烟令，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监管难度比较大。
山东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孙桐介绍，中国内地在公共场合实行全面禁烟，目前还只是一个通知而已，并没有形成规章制度，缺乏强制力。有关部门在执行的过程中没有法律依据。
“一个通知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它的强制性没法体现。在公共场所吸烟，会受到什么处罚、由谁来处罚，这一切都还没有清晰的规定。”孙桐表示，虽然每年都有很多关于禁烟的提案，但是立法还处于滞后状态。想要从根本上实现公共场所禁烟，“法律依据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禁烟将成为一纸空文。”
按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要求，“自2011年1月起，我国应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它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止吸烟”。去年5月，这一消息轰动全国，随后，卫生部有关人士出面称，这只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并未成为我国国内法律规定。签署公约，表明是往这个方向努力。为做好控烟履约工作，全国医疗系统将于2011年实现全面禁烟。
王晨光教授建议，我国公共场所禁烟，应该正视烟草和二手烟的危害，以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为宗旨，制定全面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应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标尺，借鉴国外和我国港台等地区的成功立法案例，选择科学可行的执法模式，推动我国公共场所禁烟法治运动。当然，部分专家建议，考虑实际情况，在公共场所禁烟规定执行中，也要照顾“烟民”需要，多设立吸烟区、吸烟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