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一根烟,快活似神仙”,在许多人眼中,烟草仿佛是生活必需品一样。人们对它熟视无睹,尽管我国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人数高达120余万人,仅直接医疗成本就耗费了全国卫生开支逾3%。
5年前的1月9日,第一个限制烟草的全球性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正式在我国生效。
根据《公约》,我国承诺在2011年1月9日之前要实施两项控烟措施——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和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为何期限将至,我国仍在控烟发动期徘徊,至今尚未转入实质性控烟阶段?
目前中国控烟仍在发动期徘徊不前
“近日,有媒体对我国控烟行动做出了基本不成功的结论,对此我不认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今天在《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发布会上指出，我国控烟效果的确微弱,与《公约》要求差距巨大,履约绩效得分很低,才37.3分。
杨功焕介绍说,近几年来,卫生部、教育部等部委为实现“无烟医院”和“无烟学校”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些民间控烟组织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医疗界、法学界、经济学界等领域专家也加入其中。
“但我国至今没有制定国家层面的针对烟害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单独的有关控烟的法规。”杨功焕介绍,虽然目前有40多个大中城市已经制定了控烟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然而地方立法仍然存在不足,有些内容与《公约》有较大差距。杨功焕告诉记者:“我国目前吸烟者人数和履约前的调查结果一样,依然维持在3亿人以上。”
“目前,中国控烟仍在发动期徘徊不前。”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宜群指出,虽然控烟发动期是必要的,但我国在《公约》生效5年后的确未进入实质性控烟阶段。
烟草业政企合一格局成障碍
“烟草制品是一种虽然合法但对公众健康极端有害的商品,”《2010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指出,由于政企不分,导致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混同,令中国控烟在发动期就举步维艰。“我认为,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政企合一的格局,是控烟履约的障碍。”吴宜群说。
杨功焕指出,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作为中国政府履行《公约》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单位,进行了不利于控烟履约的工作和活动,这是控烟效果微弱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最大的障碍是来自烟草业的强烈阻挠。”2010年11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上表示,防止烟草业干扰公共卫生政策是《公约》的基石,对履约工作至关重要。
数据显示,近7年来,我国的卷烟产量从1.7亿支上升为2.2亿支,增长33%。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卷烟生产国、消费国和受害国。
7.38亿被动吸烟者应成控烟动力
“吸烟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公共卫生问题,已构成对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学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指出,烟草使用和依赖是一种慢性高复发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其列入国际疾病分类。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介绍,目前国内遭受二手烟危害的人数达到了7.38亿人,烟草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安全的最大危险因素。
另外，2010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表明,3/4以上的中国人不能全面了解吸烟对健康的危害,2/3以上的中国人不能了解二手烟的危害,较1996年和2002年的调查结果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吸烟仍为社会主流文化所接受。”胡鞍钢指出,尽管吸烟和吸二手烟危害健康,但烟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金荣告诉记者,很多人认为吸烟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和他人无关。其实,控烟并不是剥夺吸烟者的选择权,只是因为吸烟可能对自身和他人健康造成伤害。
“有一次,我曾在餐馆劝导吸烟者不要吸烟,但是得不到对方的理解。”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王医生说,“如果根据相关法律,我举报这位吸烟者,自己都感觉有些没事找事。”
“一些执法部门也会认为举报‘吸烟’很可笑。”黄金荣指出,如果大家都认为公共场所吸烟违法,有举报意识,将会对促进控烟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杨功焕期望公众能记住这一组数据——中国目前有3亿吸烟者,7.38亿人在遭受二手烟侵害,每年因烟死亡达120万人。
应尽快实施“全面控烟”国家战略
“目前我国控烟工作还在地板层面,而非天花板。”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作了一个贴切的比喻,我国离《公约》最低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杨功焕建议,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应该实施“全面控烟”的国家战略,明确国家全面控烟的总目标和具体的量化约束性指标,制定国家层面的《烟草危害控制法》。
吴宜群认为,鉴于国家烟草专卖局代表着烟草业的利益,应该退出控烟履约协调机制,并建议授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制烟草制品成分及烟草制品成分和释放物的信息披露,改变目前的烟草业自己监督自己的局面。
“控烟针对的是烟草业,不是吸烟者。”吴宜群认为,从医学上来说,烟民是烟草依赖症患者,我们想让他们了解,吸烟会导致癌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患等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与病死率迅速飙升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作翔告诉记者,根据行政处罚授权制度,可以授权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去监督,比如,可以把监督权给网吧或餐馆等公共场所的负责人,一旦场所发生吸烟情况,可以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
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法学界控烟人士的认同,因为这样可以极大地发挥公共监督的作用。
“限制烟草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企业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杨功焕说,控烟是否会造成我国烟草制造业及其相关产业人员的大量失业,也是在做任何重大烟草业政策调整之前必须考虑的问题。杨功焕建议,有关机构可以根据近期我国烟草业从业结构的变化进行具体研究,为未来烟草专卖制定有效的改革方案提供证据支持。(本报记者 金振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