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夏秀(化名)的头发白了一半。她面色灰暗，身材瘦削，体质虚弱，走100米就气喘吁吁。
公交车上，有孩子叫夏秀“奶奶”，其实她只有41岁。
6年来，艾滋病的死亡威胁令她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她说：“只要能把儿子送到健康的成长环境，明天死我都愿意！”她放弃自尊，四处祈求，为儿子找“家”。
2000多个日夜过去了，先后有上百户家庭表达了收养意向，最终都不了了之，她的心愿始终未达成。
“为什么？”在乌鲁木齐市郊区的一幢小屋里，她悲恸地哭诉。
不一样的艾滋家庭
夏秀临时借住的小屋，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味道。
“消毒”成了夏秀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也是她与其他家庭的最大不同。
在做饭时，她总是戴上消毒手套，母子俩的水杯和碗筷都分得清清楚楚。从孩子出生开始，夏秀每使用一次马桶后，就会用消毒水清洗。她和儿子永远都是分开睡，她从没亲过儿子的嘴。偶尔，儿子也会撒娇，“妈妈，抱抱我吧！”望着儿子充满期待的眼神，夏秀只好让他背过身去，轻轻抱一下儿子。
与中国青年报记者谈及抱儿子的细节时，夏秀不断揉搓着双手，眼神黯然，泪珠在眼眶中打转，“我非常想抱孩子，非常想亲孩子，但我不能，我不能让孩子有一丁点儿感染的可能！”
她已经真切地感受到艾滋病的可怕，因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的丈夫在儿子一岁半时去世，丈夫老家的亲人撂下这么一句话，“他不在了，你愿意嫁给谁就嫁吧，孩子想送给谁就送吧。”而周围亲友在得知夫妻俩的病情后，唯恐避之不及，不再来往。
“我恨我丈夫，是他把艾滋病传染给我的。他在世时，我们虽然遭受了外界的歧视和压力，毕竟还有他顶着。”夏秀说，“丈夫一走，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我身上。他是个瘾君子，没有给我们母子留下一分钱，我该怎么办？”
除了周围人的歧视，夏秀自己对未来也很茫然。她病倒了，支气管发炎，发烧好几天起不来，孩子饿得哇哇哭叫，她只得让路都走不稳当的儿子拿着小碗到邻居家“讨饭”。
“死亡”这两个字时刻在她脑海萦绕，“可能明天我也走了，我的孩子怎么办，他孤苦伶仃地留在世上，谁来照顾他？”
在大多数外人眼里，这对母子只是太穷了
夏秀的儿子身体很健康，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医院接受艾滋病母婴阻断药物治疗后的每一年，夏秀都会抱着儿子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所有结果都表明，儿子是健康的。
她搬离了原来的住所，把感染艾滋病的事实深深地埋进心里。无论身体多难受，只要走出家门，她就强迫自己满脸堆笑，昂首前行。
但焦虑常常令她心神不宁，脾气也越来越大。夏秀恨自己，“为什么要生下这个孩子？”有时，她会把脾气发泄到孩子身上，打孩子。但打过后她又后悔，“是我犯的错啊，为什么撒在孩子身上？”她躲进厕所，开始扇自己嘴巴，噼噼啪啪，“脸很疼，我就是要用疼痛告诫自己，知不知道生孩子的责任是什么？你再难受也要忍，孩子是你的责任！”
在大多数外人眼里，这对母子只是太穷了。
他们没有生活来源，衣着破旧，常在夜幕降临后，到附近的菜摊捡拾摊主遗弃的蔬菜，在垃圾堆里捡别人丢弃的旧衣服和鞋子。
附近一家饭店的女老板见母子俩实在可怜，和他们约定好，有客人吃剩下的饭菜，打电话让母子俩来吃。
从孩子3岁开始，母子俩大约在饭店吃了一年。一天，老板娘告诉夏秀：“你们以后别来了，客人已经提意见了，会影响我们做生意的。”
领着孩子，走出饭店门口，夏秀泪如雨下，边走边喃喃地告诉儿子：“我们连剩饭都没得吃了。”
夏秀的父母已逝，她曾想把儿子送给妹妹寄养。儿子3岁时，夏秀在父母坟前遇到妹妹，她拉着妹妹的衣角，没想到妹妹防瘟疫似的猛然甩手，“走开，你那么脏！”
夏秀哭着跪在妹妹面前，“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求求你收养孩子吧，我会努力打工赚钱还给你。”
妹妹却毫不理会地走了。
很多家庭提出收养意向，最终却不了了之
夏秀很注意搜集艾滋病的相关信息，哪个地方有关于艾滋病的学习讲座，她就会抱着孩子去听。然而，了解得越多，压力就越大，越恐惧，她下决心要早点把孩子送出去。
2008年4月，当地媒体进行匿名报道后，夏秀母子的遭遇开始走入公众视野，并得到许多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的关注。夏秀鼓起勇气在广播电台接受专访，向公众倾诉自己的遭遇，公开为孩子找“家”。
“那一段时间里，家里的电话快被打爆了。”夏秀说，“至少有上百个家庭开始关注孩子，通过电话、来访询问孩子的状况，很多人也提出了收养意向。”
每当有人来访，夏秀就会把孩子从出生开始的健康检测报告和媒体的报道拿给对方看，“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能够接纳孩子，我不断地憧憬着孩子未来的幸福生活，他会像正常孩子一样学习、工作、结婚、生子，享受生命。”提起当时的情景，夏秀面露微笑，双眼亮闪闪的，声音高亢。
很多次，她都以为对方能把孩子领走，但最终却不了了之。
夏秀总结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她曾对一位铁路局的退休医生抱以很大的期望。在一名参与报道的好心记者引领下，母子俩来到老人家里。老人很喜欢虎头虎脑的儿子，决定收养，他让夏秀回去做好准备。
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夏秀激动极了，孩子的未来终于有了着落。记者也非常高兴，请母子俩在餐厅吃砂锅。自从患艾滋病以来，没人愿意与她一起共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夏秀高兴得泪花在眼里打转，连声说，“我太荣幸了，第一次体会到平等。”
劝说儿子花了不少时间，她不断地给儿子描述奶奶家的好，儿子在种种“诱惑”下，开始想象美好生活。
谁知，当夏秀再次领儿子来到老人家里时，老人却告诉她，自己的儿女不同意。夏秀低声哀求，“你不是之前答应好了吗？我以为你是医生，你能理解我的感受，不会嫌弃艾滋病。”
老人没再回应。夏秀领着儿子走出家门，站在马路边，泪流满面。
多年来，一次次的伤害和打击，让夏秀有些绝望。
她想到了自杀。一次，夏秀悄悄打开煤气，抱着儿子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
10余分钟过后，突然传来“咚咚咚”的急促敲门声，儿子挣脱母亲的怀抱去开门。附近干活儿的打工者大声喊：“煤气咋没关好？”
夏秀有些失望，只得“哦”地应声。
“可能是天注定了，为了儿子，我还得坚强地面对。”夏秀说。
在她的脑海里，总想起电台主持人的一句话：“很多人觉得母子可怜，脑子一热大发善心地跑去献爱心，回来冷静之后，又因内心担忧、无法接受而放弃，这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归根结底，大家还是从心底里无法接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夏秀说。
“我看不到孩子的未来”
今年9月，夏秀因高烧不退再次住院一个多月。她明显地感到身体状况不如以前，病情正逐步恶化，在同一个病房里，不时有病入膏肓的艾滋病病人痛苦离世。
所幸，她不必为住院费用发愁，6000多元的费用全部由医院和志愿组织承担。长期关注她的医生告诉她，“为什么会特殊照顾你，就是因为你不吸毒，你能够坚持接受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你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
志愿组织和爱心人士不时地给予资金或日用品方面的资助，加上目前每月300多元的低保金，近两年来，夏秀不必带着孩子去捡垃圾过活。
偶尔的资助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儿子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夏秀面临的难题也越来越多。“小饭桌涨价了，一个月200多元的费用怎么办？学校如果知道我有艾滋病怎么办？肯定会歧视儿子的，或许就把他开除了，到时他连学都没得上了。”
“怎么办？怎么办？”恐惧每时每刻都在侵袭她。
痛彻心扉的歧视与伤痛，夏秀不知感受过多少回，她说：“为了孩子，我早就放弃了尊严！”面对一些有可能收养孩子的组织或家庭，她会跪着祈求；面对关心孩子的爱心人士或志愿组织，她会不断地讨要。
在对社会爱心人士寄予的无数次希望与失望之间，夏秀的心态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再见到来访者时，她最关心的是对方能给予她什么帮助。
夏秀承认自己目前的心理是病态的，“现在，一个感冒都有可能夺走我的生命，我实在太着急了，我看不到孩子的未来。”
住院期间，儿子由一位从事志愿服务的热心教师代管，一个月的相处后，老师担忧地告诫她：“孩子很聪明，但是严重地缺乏安全感，你已经把焦虑传染给了孩子。”
“是的，在儿子面前，我无数次地提出要把他送给别人。儿子经常在我面前说，我会烧饭、洗衣服，你不要把我送给别人好不好？”夏秀说，她现在开始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她让儿子学画，画美好的事物，“我要培养他心怀感恩。”
夏秀对未来依旧充满憧憬，“儿子能被爱心家庭收养也好，进入儿童村由专人照顾的小家庭也好，我只是希望他能在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不要每天担惊受怕。”但她仍觉得这个希望有些渺茫，“6年了，我没有自尊地到处讨要，还要继续讨要吗？”
“儿子至今不知道我有艾滋病，我告诉他我得了糖尿病、癌症。但他迟早都会知道的，他幼小的心灵一定无法承受社会的歧视和不理解。”夏秀黯然地说，“等那天到来再说吧，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不知道……” (王雪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