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乐观、煽情和宏大叙事的媒体语文中，某种潮流中，某次大事件或社会现象后，都流行给一代人贴上一个有着美丽象征的标签，如“鸟巢一代”、“世博一代”、“黄金一代”、“IPAD一代”等。这些美妙前缀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奇迹、辉煌以及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然而，我要不合时宜地在“一代”前加上一个看起来很可怕、很沉重的前缀。而且，当这个前缀与“一代”结合起来时，更会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悲悯力量。这个词就是现代人最怕听到、一提起就绝望的“癌症”。
先讲一个小村庄的故事。
我老家在江苏苏中的一个小村庄，虽不如苏南富庶，但比苏北，比其他地方的农村好一些。尤其是随着近1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乡亲们离原来期待的“小康”很近很近了。大学毕业来京工作后，我基本上每周都会打电话回家，差不多每次快挂电话时，都会听到父母叹息一句：唉，哪家的谁谁谁又查出癌症了，估计没多长时间了。
离家多年，那个谁谁谁在我记忆中，还是10多年时常看到的样子。可没想到，这些正值盛年的家中顶梁柱，刚起早贪黑地让生活好起来，刚靠勤劳的手把孩子培养出来，就……让人无比沉重的是，这不仅是个案。奋斗、打拼了一辈子，累得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终于有点起色，家境好起来，儿女都成家、能赚钱了，接下来，却是查出癌症……
老家不少当年的青壮劳力，一个个因癌症而离去，以至于村里人都感觉到这已成为一个魔咒，像一个巨大的阴影覆盖在他们心中。当感觉生活有了起色、准备享儿女之福时，他们往往充满焦虑，担心那个可怕的魔咒有一天会落到自己身上。前年回家时，我走过附近好几个乡镇，他们的问题、焦虑，跟我们那个村庄的乡亲是一样的。在媒体上，也常看到其他地方的乡村弥漫着癌症的阴影，“癌症村”已远不是一个个案。
我把乡村社会这些我可爱、可敬、可悲的乡亲们，称作“癌症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劳碌一生，积累了一身的疾病，最后以癌症这种可怕的绝症而离去。
“癌症一代”不是冥冥中的一个魔咒，而是乡村社会这代人悲怆的宿命。他们的病除了病理学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累出来的，为了孩子的学费，为了老人的医疗，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跳出农门，他们拼命地干活，拼命地透支自己的身体。他们没什么文化，不能像城市人那样凭着某种高技术拿高工资，只能靠透支自己的体力去换得微薄的收入。他们不幸出生在农村，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双手去挣得。他们多数进城打工，在烈日暴晒冰霜雪雨和高高的塔吊上为孩子挣来学费；留在村里的人，有的靠为人家喷农药赚点儿钱，有的当搬运工，多靠出卖体力和健康。怕花钱，有病也忍着，为给孩子读书省下钱，只能有最低限度的营养保证。当生活好起来，终于不用再劳碌时，身体也垮了，痛得无法忍受时，到医院一查，往往都是癌症，而且是晚期。癌症天价的治疗费，他们多数人是不愿花的，不愿给孩子添累，不愿把自己劳碌一辈子挣得的钱都花到治病上。于是，很多人只好躺在家里等死。
癌症，不仅仅是夺去他们生命的疾病，更是一种可怕的隐喻。这种疾病，不仅仅是生理和身体上的病痛，很大程度上与城乡隔绝的体制相关。城乡间隔之下，透支体力，看不起病，医疗条件差，营养差，卫生环境差，劳碌一生，城市现代化中对乡村的盘剥，剪刀差，污染向乡村的转移，假冒伪劣的体制性下乡，每一种元素，都可能对癌症防治产生消极影响。
每次打电话回家，听到父母叹息，说起村里又一位父辈因癌症离去时，我就感觉非常沉重，眼前总晃动着“癌症一代”这个词。它使我对城里那些繁华和喧嚣的大场面有一种逆反心理。当看到国家拿了那么多亚运金牌时，我眼前却浮现起那些被病魔折腾得绝望的眼神，那么多金牌就能证明我们很强壮很健康吗？
我也不喜欢那些炫富烧钱的烟花，因为瞬间的浮华和灿烂之后，除了污染、窒息和暴发户式的自满外，什么也没留下。我不要那浮华，不要那装点虚荣的大场面，而要把人的生命置于一切之上。
写下上面这段文字，又想起作家龙应台，她前段时间在北大讲坛上阐释过自己的“中国梦”，同她一样，我的中国梦并不在乎什么大国崛起，我在乎的是，那些“癌症一代”的故事，不会再复制到他们后代身上。年轻人韩寒的中国梦很远大很宏大：人人把酒言欢，言无不尽。我的中国梦很卑微：只希望“癌症一代”的宿命和魔咒，不会继续笼罩在乡村上空，我的那些留在乡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与他们的城市同龄人之间，不再隔着那道沉重的铁幕。(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