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两起与艾滋病有关的法律事件闯入公众视野：
本月13日，被媒体称为“艾滋病就业歧视第一案”的官司在安徽开庭审理，此案的原告曾报名参加当地的教师招聘，但他因在体检中艾滋病检测呈阳性而被当地教育局拒之门外。事隔一周，四川一名求职者将其所在地的教育部门和人事部门告上法庭，巧合的是，他也是在应聘教师岗位时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的。
在这两起极端相似的案件背后，折射着错综复杂的观念冲突与社会矛盾。艾滋病，一些人讳莫如深的词汇，却是另一些人至今无法逾越的人生屏障。
一个病毒感染者求职被拒之后……
[对话]
今天上午举行的一个法律研讨会上，第二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的当事人小军(化名)悄然现身。这个来自四川省大凉山贫苦农家的年轻人曾经有个理想：成为一名小学音乐教师。但是一纸体检报告粉碎了他的梦想，更让他恐惧的是，自己的隐私也同时被泄露了。昨天傍晚，小军通过电话向本报记者吐露了心声——
曾做过缉毒宣传志愿者
记者：在看到体检结果之前，你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吗？
小军：不知道。
记者：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小军：当时是茫然了，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记者：那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病毒的吗？
小军：现在我想不起来。
记者：在此之前你对这种疾病了解吗？
小军：我做过缉毒宣传志愿者的工作，以前是有一些了解的。
记者：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小军：现在很正常。
记者：心情呢？
小军：(笑了一下)以前我们那里也有人得这个病，我还安慰过他们，现在我得了这个病，心态应该还是放得很正嘛。
隐私已泄露给多个单位
记者：你说自己的隐私被泄露是怎么回事？
小军：教育局和人事局召集了好多单位商议过我这个事，纪委、公安局、信访局、法制办、民宗局，那些单位都知道了。
记者：家人知道你的事情吗？
小军：还不知道，我还没说。
记者：你会主动跟家人说这件事吗？
小军：以后……慢慢来嘛。
记者：你现在站出来打官司，今后会有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你想过吗？
小军：这个我想过。
记者：那你为什么还要打官司？
小军：反正现在必须借这个途径才能有这个工作，不然怎么办呢？
记者：你还是希望得到这个工作？
小军：对对对。
拒绝录用不是因为恐惧
记者：得知自己被拒绝录用后，考虑了多久决定打官司？
小军：三四天的时间。9月9日我的体检复检结果出来，
还是不行，和当地教育局和人事局协商，他们还是不同意。
记者：他们为什么不同意？
小军：他们好像对这个病还是认识不够。我知道艾滋病毒感染者在工作上没问题，和正常人一样。
记者：但是他们会感到恐惧？
小军：恐惧倒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
他们是按照公务员录用的体检标准说我不合格，
他们觉得他们不违法，可我以前看过这方面的法律，我觉得他们的说法跟法律有点儿抵触。
记者：如果让你走上教师岗位，学生和家长会不会恐惧？
小军：他们懂的(防艾知识)就没事。
记者：你看到有其他艾滋病毒感染者从事老师工作吗？
小军：我们那边有人和我一样的，当老师的有几个嘛。
记者：教育局和人事局知道他们的情况吗？
小军：他们(其他艾滋病毒感染者)没有说出来。
不懂知识的人我不告诉
记者：你有多大把握打赢这场官司？
小军：具体的，应该是律师会知道，我现在不知道。
记者：有没有想过官司可能会输？
小军：有啊。
记者：打输了怎么办？
小军：应该不会打输吧。
记者：会不会即使打赢了官司，那些单位还找出别的
理由不给你工作？
小军：怎么可能呢？赢了怎么会还没工作呢？
记者：毕竟你的隐私已经被泄露了，即使你可以工作，周围同事能接受你吗？
小军：他们要是懂这个病那就没什么事，不懂的那些人就会有一些看法。
记者：如果以后做不成老师，去干其他工作，你还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吗？
小军：我会看人。懂这个知识的人我会说，不懂的我不说。
[话外]
今天上午，记者致电小军状告的四川省盐边县教育局，就他提到的“当地老师中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说法进行求证，该局一位工作人员坚定地表示“绝对不可能”。他解释说，所有求职者都必须到疾控中心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体检，即使是已经入职者，每年也会定期进行相关体检，因此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艾滋病就业歧视，
官司打得赢吗？
就在小军走进法庭的同时，“艾滋病就业歧视第一案”已在安徽开庭审理。作为此案的原告方代理律师，李方平曾代理了多起与就业歧视有关的案件，但是面对艾滋病这个有些敏感的话题，他对这场官司既有信心，也有忧虑——
李方平(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多起就业歧视案)：从法律角度讲，我认为打赢官司的把握还是很大的。因为《艾滋病防治条例》、《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我们有很强的可适用的法律去保护劳动者的就业权利。但是从社会角度判断，包括行政机关在内，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偏见还依然存在，这一群体的就业权利还需要去检验，因此这两个案件更具有标杆性的意义。
艾滋病毒感染者求职被拒，对方的依据是2005年初出台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里的条款。这仅仅是一个规范性文件，随着2006年和2008年《艾滋病防治条例》和《就业促进法》的施行，就应当对其进行清理；即使目前没有清理，法院在审理时应该对这个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也就是说看它是否与上位法或新的法律法规相互冲突。目前来看，这其中确确实实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另外，一位当地教育局的官员曾经说，他们作出拒绝录用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决定，无论是对社会、对学生还是对感染者自身都是有好处的。我分析他的大致意思是，担心感染者就职后会在师生之间传播艾滋病毒，担心在社会上造成恐慌心理，同时认为感染者应该马上接受治疗，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实际上这都是背离了医学常识的，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恐惧和误解，他是把这种疾病妖魔化了。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第十八条：“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不合格。”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就业促进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批注]
即使赢了官司，
也难摆脱求职困境？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中针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性条款已经存在5年之久，却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不。有人认为，这两位维权者即使赢了官司，也未必会因此摆脱求职的困境，更多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很可能选择了沉默。
常坤(中国青年艾滋病网络负责人)：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有人站出来维权？我认为这与法治化进程中公民身份的崛起是分不开的。这两起案子会起到很好的社会示范效应，特别是通过媒体报道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是一种非常廉价的宣传方式，有利于督促决策者完善法规条文，消除对艾滋病的“污名化”。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提醒媒体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让当事人陷入更深的歧视之中，同时也能够发挥榜样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可以放心地站出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刘晓楠(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教授)：由于人们存在对艾滋病的恐惧，病毒感染者的身份一旦被暴露，都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甚至连他们的家人都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他们出于本能也会想尽办法掩盖真相。因此我认为，敢于站出来申诉和主张权利的，都是要有勇气和献身精神的。
打赢一两场官司很难改变现实。例如现在很多法律条文已经对歧视行为予以明确禁止，但是歧视和偏见依然存在，这说明短期之内改变人们的观念是不太可能的，毕竟相对于法律而言，社会文化往往存在滞后性，其中会有很多阻力。
但是只要有人站出来，特别是有成功维权的经典案例出现，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讨论；只要有讨论，就有机会让人们听到正面的观点。哪怕社会大众在短期内接受不了，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随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会逐渐接受彼此的不同和现实的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