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桓英正在办公室查阅资料。本报记者 吴江 摄
秋日的午后，友谊医院老旧小楼，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老人伏案翻看着一堆英文文献。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和资料。“哗啦、哗啦”的翻书页声，不时打破着房间里的宁静。
斗室中这位被称为治愈麻风病最多的人，刚过完90岁的寿诞。8月17日，友谊医院为这位国际麻风病专家举办了一场庆生会。
“我其实不喜欢办，太忙了。”面对麻风杆菌，李桓英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杀手”，只为消灭麻风病，“我还至少能再干5年。”
麻风给人的恐惧
她回国了。带着投身祖国公共卫生防治的梦想。
这是一个生活目的明确的女人。1958年，她37岁。放弃了世卫组织的高薪工作，孑然一身。
“文革”成了她人生的转折，1970年她被下放到长江北岸的一个麻风病村。
最让李桓英震惊的，是同行医生的恐惧。
“当时就像一群白色的幽灵飘进了村。”李桓英说。
口罩、帽子、手套、白大衣，一层层裹得严严实实。
更严实的是医生的戒心。拿根棍子，把搁在地上的药一直捅到病人身边。
摘下手套，李桓英走向了麻风病人。“手麻不麻？”
再后来，她脱下了“防护服”，身边的医生也逐渐坦然。
但这种歧视，并未消散。
现在，李桓英还会叮嘱记者，多多宣传，消除歧视。
曾抓住一个病人的手，突然一个转身，李桓英把这只手放到一位干部的手里，笑着用很大的声音说：“县长啊，病人想和你这位大官握个手，看是否还有劲啊。”
县长还没反应过来，就与病人的手握在一起了。
下放结束后，她1979年开始了麻风病的研究。
逐渐消失的“麻风村”
推行新疗法，并不顺利。
一直以来的隔离，在病人内心筑起了高高的心防。
每天早上6点，走十公里的山路，穿过罗梭河进入麻风寨，李桓英到每一个病人的家里，去劝说他们服药。
药物的副作用，差点毁了李桓英的努力。
“脸怎么变成这样了？”新药刚吃上两个月，一些人开始脸色青黑。他们愤怒了，有些开始停药，甚至将药扔进了池塘。
“这只是药物色素沉淀，会消失的。”挨家挨户，拉着病人的手，李桓英一遍遍重复着这句话。
最终，病人“黑”着脸坚持吃药。
24个月后，麻风病人康复，短期联合化疗法成功了。
此后，经过10年监测，短期联合化疗的复发率仅为0.03%，远远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世卫组织开始推广李桓英的治疗经验。
1990年，这个麻风寨正式更名为曼南醒村。
此后的20多年里，一个个麻风寨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
从1983年开始短期联合化疗至今，中国麻风病人数从10多万减到6000人，每年新发病只有1600人。
消灭麻风病的野心
李桓英一直独身。
她被称为洋妞，喜欢自治三明治、面包生菜夹香肠。连相机的语言，她也要设置成英文。
一辈子爱喝咖啡。一辈子家人都在大洋彼岸。
她说自己不怕孤独，“太闲的人，才会孤独”。只是美国的弟弟来看她的时候，她会反复提起。90岁的她，总爱趴在桌子上，拿放大镜看英文文献。中午吃盒饭，眯半个小时，继续工作。
她急躁，“恨不得她刚交待的事，你1分钟就能把结果给做出来。”研究人员早已习惯了李桓英的脾性。“一到假期，我们就要准备挨骂。”因为大家都放假了，工作没法实施了，就爱找事了。
她有野心。有生之年，消灭麻风病。 本报记者 王卡拉 实习生 孙倩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