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国内一系列自杀事件，曾引起媒体、公众巨大的讨论。中国式自杀，第一次作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
生命只有一次，那么，有没有可能阻止这种不幸发生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特别指出，不是所有自杀都能预防，但大多数自杀是可以预防的，而这正是我们可以做的。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内的自杀干预机制还很不健全。专家呼吁，应当普及宣传心理卫生知识，加强干预机构建设，降低自杀率。
惊心的统计数据
在全球每年100万自杀身亡的人群中，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学术界曾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中国每年超过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率为23/10万人，属于高自杀率的国家。自杀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
但长期以来，中国的自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而转折点发生在2002年。这一年，加拿大医生费立鹏和他的中国同事李献云、张艳萍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其中高自杀率和特殊的自杀模式也成为中国自杀问题集中的焦点。
在费立鹏的调查中，中国所发生的自杀与其他国家有较大不同———在这里，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5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中国15-34岁的青壮年人群中，自杀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而在北美国家，自杀只是这个年龄段死亡原因中的第三位或第四位。
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向羊城晚报记者表示，费立鹏的调查数据在当时引起轰动，不仅因为这个数字是美国的两倍，还因为它被国内外专家所普遍认可。
空白的农村干预
从专家们的研究来看，农村的自杀率远远高于城市。贾福军指出，农村很多自杀者是服用农药或鼠药，农村高自杀率跟农村地区农药的可获得性很有关系。另外缺乏心理卫生知识，比如根本不知道自己不高兴可能是抑郁症，得不到治疗也有关系。
资深心理咨询师张蕴波也指出，农村地区容易自杀的人是成年妇女和老年人，这是因为他们相比其它人群需要面对更多的压力与问题，但他们往往又找不到情绪宣泄的出口，只能压抑在心里，不断累积，终有一天量变到质变。 “其实在自杀前，会有许多的征兆，只是人们不知道，所以不会去预防和干预。”贾福军说，研究已经证明，进行有效干预可以大大地降低自杀率，像引致自杀的头号因素抑郁症，并不是很复杂的病，完全可以治疗，但很多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2002年底，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费立鹏担任执行主任，2003年，该中心开设了国内首家自杀干预热线。此后，一些地区先后成立自杀干预热线，目前国内已开通15条这样的热线。
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志愿援助中心主任张纯说，自己还未曾听过有针对农村地区的自杀干预机构。像上述15条热线，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广州等地。而一般性的心理社会服务机构，如心理咨询电话、心理咨询网站服务、面对面的心理支持与咨询服务也多是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难以触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呼吁，农村地区的心理危机干预不应该是空白，政府应投入资源建立相关的机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也表示，中国心理卫生方面的资源本来就有限，按市场规律不可能向农村倾斜，因而农村地区只能依靠国家去保障，应把精神卫生健康纳入财政体系，进行管理。
尴尬的志愿机构
“我们快坚持不下去，事越来越难办了，路越走越窄……”张纯向羊城晚报记者沉重叹息。掐指算来，自2003年11月28日拿到成立批文，他的机构进行自杀干预已近七年，张纯深刻领会到了这个工作的艰难：没有经费、没有人才、没有法律保障，“激情一两天还能维持，但一次又一次被泼冷水，再高的热情也被扑灭了……”
张纯说，中心注册的志愿者大约有3000人，但日常进行工作的志愿者、志工约14人，自成立以来已经接了2万多个电话，去年最少也接了2400多个电话。他说，常年的志工会支付很低的薪水，志愿者来支援通常只是提供一顿午餐，即便再精打细算，一年下来的经费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 “经费完全靠我个人筹措，越来越捉襟见肘，本来每年‘世界预防自杀日’都要举行一些宣传活动，宣传科学的自杀干预理念，但今年因为经费问题，不得不放弃。”
自杀干预，需要一定知识储备，如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社会工作等，但来中心进行志愿工作的大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一般的志愿者，最长干不过三个月，三个月就是心理承受极限了。想想一个人每天接‘求死’的电话，心理得足够强大。”张纯说，记得南京一位副师级的退休军干，参加过抗美援朝，来中心做志愿者，最后也不得不退下来，顶不住。他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也要“闭关”，最长的时候是十几天。
最困扰张纯的是，自己从事的工作，没有法律保障。张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自杀救援法》，没有《心理危机干预条例》，心理学工作者去从事自杀救援，无法保障自杀干预行为的正当与合法性。”张纯记得曾经接过一个电话，一对年轻人要殉情，生前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张纯，断断续续通话了近4个小时。几天后，年轻人的家长找到张纯，问张纯是谁，为什么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他？张纯解释了一番，对方质问道：“谁赋予你这个权利？我要告你！”
“想过放弃，但每天都不断地有电话打来找到我们，咬咬牙就又出发了。”张纯说，“但我们危机干预中心需要危机干预，需要政府给予支持。” 羊城晚报记者陈强 实习生朱杏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