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日常的监管，有毒食品早晚会一次又一次冒出来，到那个时候，死刑“当判必判”起到的作用只是“大快人心”，而对于那些身心受伤的消费者来说，是不可能恢复其原来的健康的。
15日，最高法等4部门通知要求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通知要求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与危害食品安全相关的职务犯罪分子一般不得适用缓刑。(9月16日新华网)
死刑“当判必判”是一个信号———我国食品安全体制的监管步入到了所谓的“重典时代”。在世界各地流行“废除死刑”的当下，我国对食品安全监督高举死刑“当判必判”的大旗，凸显了权力部门整饬食品安全领域的决心与魄力。对于此，公众当然有理由进行期望：我们的牛奶制品再也不会导致出现“大头娃娃”与“结石宝宝”了；有毒蔬菜再也不会在“绿色”的遮掩下进入我们的食道了；苏丹红、一滴香、瘦肉精等物质，也都会彻底给消费者说“拜拜”了。但问题是，一个死刑“当判必判”果真就能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界的“杀毒软件”吗？
当然不是。首先要明确，死刑“当判必判”只是作为一种威慑力被提出来的。而这个从属于司法层面的威慑力，还要与职能部门在日常生活中的监管相结合。如果没有日常的监管，有毒食品早晚会一次又一次冒出来，到那个时候，死刑“当判必判”起到的作用只是“大快人心”，而对于那些身心受伤的消费者来说，是不可能恢复其原来的健康的。拿前些时间媒体曝光的“最倒霉家庭”(大儿子是“大头娃娃”，小儿子是“结石宝宝”)来说，即便阜阳奶粉与三鹿奶粉的主犯都被判了死刑，经济方面也获得了部分赔偿，可这个家庭之前有的幸福，却再也无法寻回了。
因而，在治理食品安全方面，“当管必管”要比“当判必判”更重要。同时，监管到位之外，还要勇于披露信息，不进行地方保护、不进行遮丑行为。时下，许多地方政府以“维稳”、“无权”、“保护地方经济利益”为借口拒绝信息的发布，从而使得对“可控可防”的安全事件慢慢失控，最后酿成大祸。拿三鹿奶粉事件为例，若不是媒体报道的力量，卫生部门还可能在睁眼闭眼之中让三鹿继续生产下去。
死刑“当判必判”，更多的是一种“脾气”，而非一种坚持。而真正的坚持不在于处罚的层面，而在于日常的管理之中。安全界有个著名的“海恩法则”，它强调两点：一是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二是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责任心与职业道德与操守。每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其实在起初都有大量的猫腻存在，我们不需要体制纵容每个不法商人到判死刑的程度，“只重惩前、不重毖后”的脾气和狠心，也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将每一起潜在的食品安全事件扼杀在萌芽之中，远远要比用必判死刑来吓人强得多。这就是“当管必管”与“当判必判”的最主要区别。(王传涛)
